四川的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文化。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充分证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代，华夏大地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几个大块，它们各自有渊源，自成体系，在独立成长中又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其中的长江上游文化板块就是古蜀文化区。

　　200万年以前。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现属重庆市）大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文化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

　　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大约4000年前，在广汉三星堆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在那时的四川诞生。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古蜀王国。

　　广元市的昭化），蜀军战败，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司马错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

　　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的主要措施是：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劝督农耕，以收服民心。

　　农业上，秦在蜀地大力推行《秦田律》，改变田制，开阡陌，扩大田亩面积。全面发展私有制，促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工商业上，筑成都城，设立盐、铁、市官。在生产力上，主要是移民兴川。秦惠王时就迁移秦地居民移居蜀地。秦始皇在位后，鉴于蜀地人口过少，“徒上郡实之” 。灭掉六国后，将六国富豪、强宗大量迁入蜀地。

　　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三）两汉经略蜀地

　　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之地。西汉建国后，鉴于蜀地是“帝业所兴” ，又是汉王朝重要的粮食和兵源基地，所以“不封藩王” ，划为“天子自有”之地，为中央直辖，这样也不受西汉时“七国之乱”的影响。长期处于汉王朝稳定政治统治下的四川，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加快了汉文化在蜀地的传播及与原蜀文化的融合。

　　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经营西南边事，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牂柯郡。公元前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东汉，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

　　3处工官，并在成都设车官和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业。除名扬海内外的蜀锦外，蜀布的名声也盛极一时。蜀布又称为“黄润细布” ，一匹蜀布价值数金，是布中极品。汉代四川的金银加工艺术非常发达，产品除畅销全国各地外，还远销乐浪（今朝鲜境）等地，蜚声海外。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以成都为中心，产品多销于湖北、湖南，也远销朝鲜，以其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名传于世。

　　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成都不但号为名城，为西南第一大都会，而且与中原的洛阳、临淄、邯郸、宛齐名，并列为全国“五都” 。公元初，成都人口仅次于京师长安，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汉代四川商业兴盛，成都的市场上，商品齐备，应有尽有，而且“市廛列肆” ，时人称之为“万商之渊” 。汉代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滇缅道”（蜀身毒道），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成都也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

　　经过秦汉政治经济政策的改造及直接作用，四川的古蜀文化逐步消失了，但一种新的蜀文化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感应融合中诞生了。这种文化在多方面向着汉文化迅速转化，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使四川在遥远的远古就形成了比中国内陆其他地区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古蜀文化。

　　古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古学上的文化。它指的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定名的一般原则是以最早发现的小地名作为文化的名称。“至于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巴蜀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首先是一种文化必须是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第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换言之，不仅在一个墓地中的几个墓葬内，或一个居住址中的几座住宅内发现，而是在不同的墓地和居住址中都发现过它们在一起的。再者是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八十年代，随着三星堆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考古工作，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长江流域上游在四千多年前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文明的光芒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放射出来，波及影响到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有明显地理范围的文化区域——古蜀文化区。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 《李斯传》载谏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在古代文献中有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记载。根据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觯，证明参与武王伐纣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 。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

　　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二是发现时它们是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4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多种文化群落。这些文化群落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分布。成都平原这支具有空间广延性并具连续性分布状态的文化，便是早期的蜀文化。所以，成都平原有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1995年之后，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等早期城址。距测定，这些古城距今约4500年，在时间上早于三星堆。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一带早期还有更多的城市分布。根据考古研究，上述诸城早晚关系为：宝墩－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城，再是三星堆，它们构成了一部古蜀早期古城古国发展史。这些古城的兴衰，与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迁移有关。换言之，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最先修筑的是宝墩古城和芒城。后来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权更替），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涝灾害），古蜀人从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移居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他们放弃了以前的城邑，相继修筑了鱼凫城、郫县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往后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兴盛。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为高峻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丘陵所包围，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复合冲积扇平原。来自西部高山的河流一出山口后即呈扇形散开，使得整个平原河网密布。同时，受盆地地形影响，河水不易外泄，地势低洼之处，容易积水成湖成泽，洪水一来更是一片汪洋。所以，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 这就决定了蜀人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移治水的过程。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农耕文明。

　　4000多年的几个古城遗址中，最大的面积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则才10万多平方米，其出土的资料在文化上既相似又相异。此种状况说明：在古蜀这块土地上，各部落既有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文化特点；不同古城城墙这一防御设施的存在，表明他们中呈现的冲突和矛盾。最后，强者进一步演化为胜者，成为蜀地的主宰。

　　13世纪末叶）开始的，在武丁时甲骨文卜辞中曾多次提到“蜀” ，那时的蜀人已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城域。由于蜀与商分属于不同的政权体系，并且蜀国没有成为商的外服方国，故蜀地城市建筑没有遵守商朝关于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新兴的古蜀文化兴起后继续相对独立发展着。例如，按照中原城市规模等级制度，方国之都绝对不能大于王都，如山西夏县的东下冯、湖北黄陂等中原古城就是如此。但四川地区不受中原规格约束，蜀地城市的建设方式与商城体系也不一样。在三星堆，古蜀城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居址，城市内部都有主体建筑和一般性建筑，拥有作坊区、生活区、宗教区、宫殿区，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分区与中原古城明显不同。

　　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古城，代表了古蜀文明。其中尤以三星堆文明最为引人注目，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将向外扩张、辐射。两条向南的大江，为古蜀文化顺游而下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顺地势由高向低传播也是必然。跨过盆地北缘，早在夏商时代，古蜀文化就开始向北拓展，连续分布到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在西周时期甚至影响到了渭水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成为蜀文化向北传播的边缘分布区。西南大渡河、青衣江一带也受到这种文明的影响。

　　第一期——滥觞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时期。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著标志是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青铜制作业已经出现，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对应于文献，正是传说中的“三代蜀王”时期。

　　第二期——勃兴期，这个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时期。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汉中盆地等为支撑点的文化圈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达到极盛的顶点，经济也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蜀地青铜文化进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礼器和酒器。

　　316年秦国灭蜀，然后秦从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形态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也随之中断了，逐步融入中国大文明的范围中了。

　　关于古蜀文化的地域分布，《华阳国志》载，“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为望帝，更名蒲卑。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其中记载杜宇称王时代不确切，在历史上或许更早些。但书中所载的蜀地疆域十分清楚：在北方拥有的褒斜，这是汉中盆地通向关中的要道，古来就为兵家所争之地，蜀据此地就占据了战略要冲，保证了腹地文化的发展。在西北方，蜀地的汶山，相当于现在的阿坝州一带，其红原、若尔盖等地现在都是牧区。蜀的西边，熊耳山在今眉山青神县，灵关在雅安芦山县，两处皆为盆地西部边缘。而南方，蜀的势力达到今云南和贵州西北部一带。其东境，由于和巴地犬牙交错，加之争战不已，不易划清，但大体是嘉陵江为界。因此，蜀国的主要地盘在成都平原，所载的江为岷江，潜为嘉陵江，绵为绵远河，洛为雒水。

　　也有研究表明：古蜀地的地域还要辽阔些。以新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蜀文化及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代蜀文化，均以成都平原为轴心，西沿川西山地自雅安到攀枝花一线（如沙溪、狮子山等遗址），南到云南昭通一带（如闸心场遗址等），北到汉中盆地（如白马石类型遗址及城固铜器群），东到鄂西峡江地区（如罐釜类型诸遗址，或称白庙类型）。这个范围大体与《汉书·地理志》所述秦汉时“与巴蜀同俗”的区域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各遗址含有三星堆古蜀文化因素的多寡，与该遗址和成都平原的距离呈正比，呈现古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

　　由于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俗称“坝子” ，形成一串连绵不断又互相间隔的农业社区与人烟村镇，于是“坝子文化”成为古蜀文化区特有的人文地理景观。据研究，当时古巴蜀境内有数百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 ，战国后期攻入蜀地的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 ，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 、“戎伯文化”的集合体。由于有了成都平原这个高度发达的古蜀文化为核心，带动了这些小坝子上的发展不平衡的、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部落，才形成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特的经济文化区域。

　　在历史进程中，成都平原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已是一个人口比较稠密、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了。从发掘的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指挥街到战国时代的墓葬可以看出：其出土的器物既有变化，也有交叉。证明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文化系统是持续在发展，而不是古蜀文化的多源化。

　　相对独立的古蜀文化，并不排斥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利用。这一问题的典型实证，就是三星堆遗址中有较多中原地区文化因素的器物，如玉牙璋、青铜礼器等。四川盆地文化虽然有着很高的自律性，但不容忽视的是，每当它发生重大变化时，往往会通过有限的交通途径，和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西南地区发生相互关系，并产生巨大的历史作用。

　　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研究，古蜀文化所处的地域是四川盆地，其中心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河流域与周文化相遇。及至东周战国时期，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真正接轨并逐渐融入华夏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肥沃新月地带的古巴比伦文明，还是北非尼罗河谷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南亚的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其兴起的地理及环境条件都可归结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有利于抵抗风险。

　　从地势上看，四川盆地四周为中山和高山环绕，西为青藏高原，南为云贵高原，北为秦岭和大巴山，东面为巫山山脉，地势由四周向盆心倾斜。盆地内的地层主要是侏罗纪和白垩纪紫红色砂页岩，这些岩层多呈水平分布，在河流切割下形成台形丘陵和低山，所以盆地内多方山地貌。盆地环境相对封闭，易守难攻，故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说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平原、丘陵、山地和高原，构成了四川地貌的四种主要景观。

　　从水文上看，长江横贯盆地南部，盆地内河流均汇入长江，形成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主要支流在北岸，有岷江、沱江、嘉陵江等。在长江及其支流两岸分布着无数由一、二级阶地组成的冲积平原——俗称“平坝” ，这此平坝面积大小不等，地面平整，土壤肥沃，便于灌溉，连同附近的方山丘陵，形成一连串绵延不断、而又互相隔离的农业小区。如嘉陵江上阆中七里坝、彭城坝，高出水面

　　8－10米的，长2－3千米，宽200－400米。涪江在江油至绵阳70千米长的两岸有高出水面3－5米或8－10米的，宽1－3千米或7－9千米不等的连续坝子。长江上游的平坝较大，如江安平原长10－12千米，宽2－3千米。最大的冲击平原在盆地西缘的岷江中游，如在九顶山、邛崃山与龙泉山之间，形成一块面积约7337多平方千米的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坡度约千分之四，平原上河网交错，沟渠密布，水源充足，自流灌溉，土壤属肥力较高的灰色潮土型水稻土。

　　30度线上，属于副热带高压气候带，本来应该是干旱少雨的荒漠或半荒漠自然景观。但四川盆地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侧，巨大的高原改变了行星风系，加上海陆相间的大环境（距太平洋和印度洋不远），形成了这一纬度带独特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自然带也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又因盆地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四周多有高山，垂直地带性气候及自然带也十分典型，具有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及亚寒带多种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的气候及自然带提供了多种不同的生存环境。

　　16-18℃，降水量1000-1600毫米，几乎全年都是无霜期。根据成都指挥街考古发掘采集的孢子花粉分析：在夏商时代，蜀地多茂密的阔叶林，林中有丰富的蕨类植物，多湖泊水面，藻类较多，气候温暖湿润。之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也证明，当时四川有丰富的植物和哺乳动物。犀牛、剑齿象化石的出土表明当时四川气候比现在还要温暖些，古蜀史前文明所处的区域条件更为优越，资源更为丰富。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居，此草也，冬夏不死。” 所谓都广之野，《蜀王本纪》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汉武帝因这古地名而在当地——即今双流县一带设置广都县，明时的杨慎注解称黑水广都就是成都。因此，上述动人的描述，就是对成都平原的描写。《禹贡》和《华阳国志》所载的犀、象、熊、猴、鹿及各种毛皮都很早被开发和利用，加以北粟南稻，旱菽水竽，蔬菜水果，山林竹木，蚕桑漆腊，纺麻织毛更是应有尽有。这样的区域资源条件，在远古正是古文明诞生的温床。

　　地形多样、水源充足的四川，由于地质构造的复杂性而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铜、铁、金、银、铅、锡、盐等，这些都适合古代的开发利用。

　　司马迁曾到过四川，《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 ，在秦汉四川即以资源富庶闻名天下。《汉书·地理志》也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以至于“蜀”字，以后也成了富裕地区的代名词，如班固的《西都赋》称汉长安“竹木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就是说，秦川境内，现在也已经富饶和发达起来了，与蜀地相类似，所以“近蜀” 。

　　蜀地丰富的物产，为秦始皇一统天下提供了物质保障。《史记·秦本纪》载：“昭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直地为黔中郡” 。 《华阳国志·蜀志》记，“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地为黔中郡” 。

　　楚汉战争期间，巴蜀地区成为刘邦集团稳固的后方和重要补给基地。《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镇）抚谕告，使给军食” 。《华阳国志·蜀志》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 。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四川总是以中国大基地、大后方的风貌，默默地提供她的庇护和厚爱。

　　四川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四周高山屏障，内部河流纵横，这一环境状况限制了北方车骑武装的入侵。北面的秦岭、大巴山隔断了北方的寒流的侵扰。东南两面山地高原相对不高，而西有青藏高原群山耸立，从太平洋、印度洋来的水气进入盆地后，受阻于高山而长期滞留，大大改善了区内水热条件。多样化的地形，使四川不可能同时遭受大面积的水旱灾害，山上旱山下补，山下涝山上补，能做到互补。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促成人们巧思多作，幽默风趣，不畏艰险，乐观开朗，养成在逆境中求发展的精神风格。这样的人性加上合适的地势，有利于文明的顺利萌芽和稳定发展。

　　四川位于东亚腹地，处于长江、黄河的两河之间。东出三峡为云梦大泽，可接长江中下游；北面有斜贯西北和东南地区的汉水，可以出汉水，进秦川而至西北；西面紧挨着横断山民族南北迁移的“藏彝走廊” ；向南可直接云南与东南亚及南亚。司马迁所称的“栈道千里，无所不通” ，西南丝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西汉时，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打通了原来就存在的相当多的道路，如南方丝绸之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棘中，发巴蜀吏卒数千人，郡又多发转漕万余人”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道：“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疲乏，戍转相馕”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

　　在远古的四川，古代民族的迁移、物质的交流，虽会受制于地势和交通。但考古界已经能明晰地将蜀地与中原用几条古道联系起来，它包括水陆两条通道：水路主要是长江，而陆路通道主要是北经汉中或通过陇蜀之间的古栈道。此外，山区的山麓地带，丘陵的河谷地带，都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远古时代，它们既是人类的聚居点，又是交通通道和中转歇脚之处。

　　古蜀文化区正处于东部沿海及东南半壁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区，与西北高原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区之间交接线上，两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加之蜀地内人文地理环境的多样化，故其文化特征既带有本土性，又显包容性，在东亚大陆独树一帜。

　　四川是我国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蜀地虽然地广但田不多，平坝河谷为主要农耕区。早期蜀人多是山前农业，完全依赖天上降水，后经疏水导流，开发了一些河谷平原，但面积都不大。迫于环境，蜀人开始开辟梯田，形成立体农业。农作物主要是稻、麦、黍、稷及豆类，园艺发达，圈养鸡、犬、猪及牛羊等家禽、家畜。

　　，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驯养各种动物，尤以马、牛、羊出名。

　　四川地区也是蚕桑之乡。蚕女马头娘的传说、嫘祖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蚕桑业的起源。张骞甚至在现阿富汗地区看到了“蜀布” ，两汉关于蜀锦的记述，成都“锦官城“的来历等等，都说明古代蜀地丝绸纺织业的繁荣兴盛。

　　对农业生产而言，水利工程相当重要。农田水利的物质要素，一是水源，二是输排水沟。没有水源，灌溉成了无米之炊。蜀人于是千方百计地引水，主要是开发岷江等江河的上游来水。从杜宇时代就开始治水理水，最大的引水工程就是都江堰，还有洛水堰、绵水堰、文井江堰等，西汉文翁还兴建了湔江堰。这样从岷江到沱江水系的上游，都有了一系列的引水工程。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在河流从山区流向平原的关口上，用竹笼装卵石所制成的简易的“邛笼” 把水截住，然后分为几股，让水流服从人的意识，流进大大小小的灌溉渠道中。

　　二、礼制为主的非实用手工业农业的发达，可以保证部分蜀人能够腾出手来从事其他工作；宗教及生活的需要，促使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蜀地的手工业主要是烧制陶器、冶造青铜、开发盐井、织纱纺绢等。蜀文化典型的陶器有：小平底罐、高把豆、高领罐、尖底罐、鸟头把勺、瓶形杯、尖底盏和三足炊器。开采盐井主要是由于四川拥有丰富的井盐资源，织纱纺绢源于蜀人对蚕桑的培养和利用。蜀人生产的蜀锦，花纹繁缛，品种多样，自古称奇；巴人生产的賨布，则是向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这些，都是基于农业及生活实用角度产生的手工业。

　　竹、木漆器业。资料表明，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漆器制造中心。已发掘的多数考古遗存中都有大量漆器出土，有的还刻有文字和符号。四川拥有多种矿产资源，在巴蜀时期，金、银、铜、锡、丹砂、碧玉等资源，被制成各种器物，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最具古蜀特色的手工业，是基于宗教祭祀之用而兴起的以礼制为主的非实用手工业，如青铜铸造业、玉器制造业等。

　　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黄铜片，在山东胶县三河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铜锥，在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有青铜小刀，在豫西和晋南的二里头文化中已发现有铸造技术比较成熟的青铜器。到了商代，铸铜技术和造型工艺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种类更是繁多，有礼器、乐器、兵器、水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学术界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周和春秋，大约历时十五个世纪。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炼铸造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商周的青铜冶铸业所产生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人的明珠。有学者将我国青铜器时代分为五期：夏商之际为滥觞期，商末周初为鼎盛期，周朝中期以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年以分别为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如果从技术发展阶段而言，夏商为萌生时期，商中期到西周初为成熟期。

　　三星堆是青铜成熟时期在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的杰出代表。其出土的轰动世界的青铜造像群和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显示了科技工艺的高度发达。这些青铜器不论在铸造工艺技术、合金成分，还是在风格面貌上，都与中原有别，说明了古蜀国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发展起来的。

　　从材料及制作工具上来看，蜀地的青铜器与中原不同的是使用的是无锌铅，后者加入的铅来自于伴锌的铅矿。研究证实蜀地不产铜、铅等矿，因此多来于外地运入。铜，在西昌、荥经有发现，而铅则来自于金沙江一带的不含锌铅矿。在三星堆还发现了熔铜用的坩锅——将军盔，与安阳所发现的相似。这些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蜀地已有大型铸铜的作坊，其采矿、运输、熔铜、浇铸相互分工配合。

　　冶炼铜器具上多采用陶范，先民的炼铜技术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在其制范采用的耐火材料的冶炼和丰富多彩的纹饰上。陶范合模来铸制铜器时，大致可分为先制作陶范（内外范）——烧制定型——合范——熔化铜液——浇铸——修整加工等工序。先用的陶范外材料，其主要成分是石英和长石，也有方解石、褐铁矿、白云母、绿泥石等。这些材料要先经过淘洗，目的是将泥沙按粒度分级，同时将泥料中的碳酸钙、硫酸盐等有机物溶于水，减少其危害，有助于提高陶具的耐火度。制范时，工匠们在外范上雕刻精美的花纹，为了使陶范有足够的强度能承受高温浇铸而不变形，制好的陶范要经达烧制定型。

　　从铸造工艺上来看，铸造工艺根据铸造时留下的铸痕及工艺流程可分两类：一是使用浑铸法，即多范合铸，一次成型，如铜人头、小型铜面具、小型铜人、铜车器等。另一类则是使用分铸法，分步浇铸成型，如铜人和像座是采用从下至上分三次浇铸，粗大的铜手则是后再浇铸上。较大的铜器如铜尊、铜鼎等多采用此法。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外观浑然一体，华丽精美，若不仔细观察很难看出粘合的痕迹。

　　古蜀人在铸造工艺上采用了热补、焊铆等技术。热补主要用于对青铜铸造时某些部位发生的裂痕和缺陷进行修补，有些青铜头像里面以及青铜太阳轮形器和青铜神树底座下，均有热补痕迹。焊接与铆接也是运用得较多的一项技术。例如爬龙和夔纹的装饰分铸好后，再焊接或铆接在柱身上的。又如青铜纵目面具，其眼珠也是先铸好后再焊接补铸在面具眼眶中的，长大的耳朵也是采用焊接与铆接相结合的方法固定在面具脸侧的。青铜神树的底座，可能铸造时发生裂缝，因而留有焊接铜片并加以铆钉固定后的痕迹。青铜树上的龙，身上留有接榫，显然也是为了便于铆接，使龙和树能连接在一起。

　　这一时期古蜀地区的青铜熔炼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或是红铜与铅、锡的合金。对当时的青铜器化验分析表明：当时古蜀的工匠们已能熟炼地控制铜、锡、铅的比例，来达到控制铜的熔点；对铜、锡、铅比例变化对器物本身刚度、硬度及韧性变化的影响，也相当熟知。还发现这些器物中含有微量磷的成分，磷是铜合金的良好脱氧剂，加入后可使铜合金熔液的流动性增加，减少其内部结构中的气泡，增加质地密度，提高青铜的强度、硬度和弹性。

　　古蜀青铜铸造技术的先进和完美，显然是古蜀王国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综合反映，同时也是古蜀王国统治秩序的体现和象征。数量众多、铸造精美的青铜造像群和丰富多彩的青铜器物，在铸造工场或大型作坊完工后，堂而皇之地进入宗庙或神庙，放置在大型祭祀台上，便成为古蜀王国宗教信仰与精神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维持力量。

　　众多的玉石器，大多数都是与古蜀国的祭祀活动有关的礼器，如玉璋、玉琮、玉璧、玉环、玉瑗之类，反映了当时宗教祭祀活动的昌盛。另外一些玉石器则与古蜀王国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有的与礼仪有关，如玉刀；有的具有工具和武器的用途，如玉斧、石矛、石凿等；还有些则是属于装饰类，如玉佩、玉珠、玉管以及绿松石之类。有些玉石器很可能是兼具多种功能的，例如玉刀，既可以是蜀王宫室之中或盛大祭祀活动中的仪仗，也不排除用于渔猎活动或农业收割。

　　蜀地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与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有关，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

　　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纵目面罩、金杖，让我们管窥到当年古蜀宗教祭祀的场面。通天神树崇拜、神山祭祀、太阳神话以及天门观念，加上群巫集团的统治，共同构成了古蜀族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

　　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已经有了在神权和王权统治下的秩序井然的社会分工，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和明显的贫富分化。可以说，古蜀王国主要是由蜀王与巫师集团、王公贵族与广大平民组成的社会。执掌最高权力的蜀王和主持日常各类祭祀活动的巫师集团是古蜀王国的统治者，这个群体也包括蜀王的亲属和以权臣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他们统治着整个古蜀王国，掌握着各种权力，享有和支配着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广大平民阶层则分布于古蜀王国的各个领域，从事农业生产、畜牧养殖、渔猎采集、蚕桑纺织、商业贸易、建筑维修、制陶冶金、玉石器加工和其他各类生产以及作为统治者的仆役等等。古蜀国的能工巧匠，很可能就出自于平民阶层。他们是古蜀国的社会基础，也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古蜀王国是由以蜀族为主体的部族，联盟了西南其他兄弟民族形成的“共主制”或“酋邦制”王国。所以，在其社会生活方面，也同样展现出有别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丰富而浓郁的古蜀特色。

　　所谓酋邦制，就是高度组织化了的部落制度，是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过渡的一种组织形式，即通常所称的军事民主时期。在这种组织下，酋长的产生，是由氏族贵族从那些与直系祖先血统有密切联系的酋长中选出来的。邦酋与各地方酋长之间的维系纽带，是共同始祖的血缘传统。在酋邦内分若干集团，每一集团有其首领，酋长主持公共活动的仪式，指挥军队，把各部落统一于一个整体。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中，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象征着蜀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则代表各部落的首领，它们戴面罩的形态又表明兼具巫师之职。

　　神权的国家存在，除盛行巫术外，对于古蜀百姓，普遍存在广泛的信仰。这些信仰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崇拜，如祖先崇拜、众帝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蜀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际的交接，寻求庇护和寄托。

　　《蜀王本纪》曾对蜀族的衣装有“椎髻左衽”之类的简单记载。通过对三星堆等一系列成都平原考古地区出土的造像分析，古蜀人的服饰文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极其丰富多彩：不仅有形式多样的冠帽和头饰，而且有华丽的衣裳和多种材料样式的服装，还有耳饰、手镯、足镯、项链之类的装饰物。当时统治阶层穿用的衣裳服饰主要用丝绸织制，而广大平民阶层则大都是穿葛麻之类“蜀布”制的衣服。

　　蚕桑和蜀族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黄帝元妃西陵女螺祖被后世尊崇为“先蚕” ，“蚕女”马头娘的传说也起源于蜀地，而后才广为流传。据考证，古代蜀人早在蚕丛时代就开始饲养家蚕了，到了鱼凫、杜宇时代，蜀地的蚕桑纺织更为兴旺、繁荣。

　　汉武帝时张骞至西域，已见邛杖和蜀布。左思《蜀都赋》中有“黄润比筒”之说，《华阳国志》记载“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 。这种黄润细布就是蜀中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著名全国，并远销国外。蜀地的麻布与丝绸一样，也是行销国内外的一种畅销物品。

　　身体部份有内衣、外衣、中衣、长衣、短衣、对襟衣、絮服、上衣下裳、长衣下裤、甲衣、法带和腰带等，还有鞋袜，特别是一种足尖上翘的鞋最为流行。

　　发饰和头饰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头发有多种梳理编结方式，最具代表的是头发梳向脑后束扎，交错编成辫垂直颈部，如同现在的独辫式。也有盘发和高髻。头饰主要是头巾和冠，也有帽、盔等形式。

　　蜀地蚕桑丝绸纺织的发达，为蜀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打下了良好的环境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服饰制度。这些服饰都融会在一个配套齐全的体系中，即显示了族群意识和同一的文化背景，同时各个阶层服饰又有区别，其式样自成体系。此外，还吸收了其他地区的一些文化成份，如服装不仅仅是左襟，也有右衽等，而其腰带、玉饰等就带有更明显的商文化特征。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古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

　　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建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

　　城市的发展，盆地水道的众多，形成了古蜀纵横交错的水路，长江水系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为蜀地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州）、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交通也都四通八达。

　　出蜀的陆路北有褒斜道，南有牦牛道，为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 ，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

　　发达的物质文明促成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 ，与华语不同。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战国时代，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

　　古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古蜀的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都

　　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蜀地的织锦艺术和漆器艺术十分有名。织锦色彩斑斓艳丽，称为“奇锦” 。漆器上的彩绘则多以神话为主题，与楚漆有异曲同工之妙。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作用，并最终促成了道教在蜀地的诞生。

　　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古蜀的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